草原文化

蒙古智库2019-01-16 03:27:46



     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种适应草原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千百年来不同民族的人们,包括草原民族本身,都赋予这个文化无尽的浪漫色彩,对其充满向往欣赏之情,甚至为之陶醉。北朝斛律金的一首《敕勒歌》,曾引起古今人们多少无尽的遐想;当代一首牧歌,打开多少回望草原的心扉。以至“草原”一词不管在草原民族语言中还是在他民族词汇中,都蕴涵“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内涵。如汉语中的“草原”一词,除了指北方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外,更主要的内涵是指在辽阔天宇下白云、羊群与悠远牧歌结合中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美好景象与意境。而在蒙古语中,“草原”一词一般都是与家乡一词连用的,称为“塔拉努图克”,一方面表示蒙古人的现实生活家园,而更多指的却是草原人的精神家园。正如一首草原歌曲唱的那样:“草原在哪里?草原在我的心里,草原在我的梦里。”

其实草原生活的真实,除了客观的美好之外,还有生产生活环境的严酷,如沙漠的荒凉,冬季的寒冷,蚊虫的侵扰,生活的寂寞等。对于草原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生产生活严酷的一面,草原民族自身是十分清楚的,其他民族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大家在面对这一文化时,却自觉地回避了草原文化的另一面,积极参与了对草原文化的审美提纯。
       草原民族大都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文字作品难以保存;历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草原民族大都随历史演变而不复存在,其口传的、文字表述的作品也随之消失,但是,客观地、历史地进行分析,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草原民族在独特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创造了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匈奴歌》、《敕勒歌》即是草原民歌的代表。同时,还有体现草原生活特点的祝词、赞词,体现萨满教特色的祭词、神歌,体现藏传佛教特点的箴言诗、经跋诗、赞颂诗等。这些文字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学表现形式与内容。

      首先,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为我国在世界史诗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史诗是一个民族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体现。一部英雄史诗,特别是一部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往往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部优秀的英雄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可以将“处于英雄时代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8页、131页)。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将本国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希腊人将拥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视为至高无尚的光荣;印度人为拥有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而倍感自豪。然而,西方一些心怀偏见的人长期以来以汉族地区未发现大型英雄史诗为由,断言中华民族没有规模宏伟的英雄史诗,并据以在文化上对中国人进行贬低和排斥。


      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格萨尔》原产生于藏族地区,后流传于蒙古族地区。蒙古族《格萨尔》史诗长达18000行,不仅口头流传于蒙古各部,而且形成了各种手抄本、木刻本,对蒙古族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江格尔》产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部落蒙古人的传唱,形成了具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行的鸿篇巨制,成为蒙古民族数百部英雄史诗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流传至今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全诗共8部,长达20多万行,从头至尾唱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柯尔克孜人将各个历史时代的英雄事迹和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集中到英雄玛纳斯的形象之中,使之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的长篇英雄史诗集中于草原地区。在东起黑龙江、西抵天山、南达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区,集中了我国绝大多数的英雄史诗,形成了中国草原英雄史诗带。《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是我国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规模恢宏,篇幅浩大,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刻,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足以与《伊利亚特》、《奥德修记》、《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媲美,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史诗宝库中不可替代的瑰宝。


第二,草原《史记》——《蒙古秘史》,及其他史籍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历史文献。

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草原民族留下来的史书甚少。民族的历史大都是以史诗的形式传唱,或是在中原朝廷的史书中记载。草原民族的史书,首推《蒙古秘史》,以及《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等。
《蒙古秘史》不同于英雄史诗,首先是史,系统记载了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黄金家族谱系,特别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创建蒙古汗国的历史。《蒙古秘史》从蒙古族的起源开始,记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制度、经济形态、军事活动、生活风俗、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当时蒙古高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文件的珍贵史料。成为研究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政治、历史、军事、思想、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籍。同时,《蒙古秘史》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特别是不同于作为中原汉文化载体的“正史”。《蒙古秘史》具有草原文化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带有英雄史诗的斑斓色彩。书中关于蒙古族祖先起源的记载,就是将神话传说以史诗的风格叙述出来。《蒙古秘史》的叙事风格也是将散文体和韵文体、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叙事时朴实清晰,详略适宜,人物生动,对话传神,其间在矛盾冲突、事件发展的关键时刻,则以抒情(往往有大段的诗体语言)的精彩段落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蒙古秘史》将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祝词、赞词、民歌等诸种传统的民族文学体裁有机地融合在对历史的记述之中,创造了历史文学体裁的新形式。

因此,国内外不少专家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浸透着叙事诗风格,充满着‘草原气息’的编年史”。(Б·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从史学角度看,它是古代蒙古史的三大史料之一,但对成吉思汗时代史实的记载比起其他两部来最为具体,最为祥备。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堪与汉族的《史记》、《左传》、《战国策》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巴雅尔:《〈蒙古秘史〉代前言》,《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蒙古秘史》之后,《阿勒坦汗传》、《白史》、《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黄史》、《蒙古源流》、《阿萨拉格齐史》、《四卫拉特史》、《准噶尔史概要》等相继问世,蔚为蒙古民族史学的洋洋大观。


第三,草原诗人、文学家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较早期的草原民族在发展历程中,虽然也出现过自己的诗人或民歌作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作品大都散佚,作者也未能为世人所知。如著名的《匈奴歌》、《敕勒歌》,歌虽传世,但是作者则难以考识,其他的作品也难以寻找。蒙古民族兴起朔漠,延续八百余年而不辍,涌现出一批在中华文学史上光芒熠熠的明星。

有元一代,出现了以萨都刺、乃颜等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诗人。萨都刺自幼聪敏好学,喜为诗文,后以进士及弟,步入仕途。由于自幼家境贫寒,颇受困顿,对社会下层接触较多,萨都刺为官之后能关心民生疾苦,清廉正直,颇得百姓称道。在他的诗文中,既反映了元朝后期民生艰困、民怨沸腾的严峻现实,也批判了达官贵人醉生梦死、腐败堕落的政治黑暗,还抒发了虽有济世救民之志、却无补天之力的愤懑与压抑。萨都刺传世的诗、词有800多首,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后人誉为“诗史”,其豪迈旷达的诗风也颇受历代评家的赞扬。

清代是蒙古族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仅民间故事、民歌大量产生,文人文学、诗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乌巴什洪台吉传》、《巴特尔扎布传》代表了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成就。在民间流传数百年之久的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尔嗄孙的传说》、《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额尔古勒岱》、《察哈尔八旗》、《恩都噜勒汗的故事》等,经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罗卜藏丹津等人整理,成为传世之作。莫尔根格根(罗卜藏丹碧扎勒赤)、丹津喇布杰、包冷、扎雅班第达·罗卜藏丕凌列等人的诗歌创作是这一时代草原诗歌的代表。

清代后期,旺钦巴勒、古拉兰萨、尹湛纳希父子三人的文学创作达到新的高峰,尤以尹湛纳希成就最为突出。由旺钦巴勒开始创作、尹湛纳希完成的《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继承了《蒙古秘史》的优秀传统,汲取了汉族章回小说的叙述手法,以编年体与演义体相结合的形式,讲述了自成吉思汗创业至窝阔台即位后的历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当时蒙古草原的历史画卷,成为蒙古文学史上历史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情节丰富,描写细致,文字优美,对蒙古族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尹湛纳希、古拉兰萨还是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尹湛纳希的译著《三妙传》(《红楼梦》节译)、《中庸》,古拉兰萨翻译的《水浒》,都对蒙汉文学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七、元曲杂剧竞风骚——元曲杂剧对中华戏剧发展的贡献

戏剧,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古人对中华文学艺术发展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称,元曲即是指元代的散曲杂剧。虽然民间尊唐玄宗李隆基为“梨园之祖”,然而考诸历史,中华戏曲文艺的发展,与北朝时期渊源甚深,而兴于金、元。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作为宫廷娱乐产物的“俳优”曾蔚然成风,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将“俳优”列入“滑稽列传”。但是那时的“俳优”尚与戏剧无缘,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即兴表演。这些“俳优”多是身形短小的侏儒,虽然人微言轻,却不乏心忧黎庶、微言大义的智慧贤明之士,如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汉之东方朔,均为当今小品表演的前辈,但那时戏剧则远未诞生。

作为中华本土产生的戏剧(从国外传入的舞剧、诗剧、话剧、哑剧等不在此列),有几项要素:其一不是一个人表演的,是若干人的集体表演;其二不是即兴的发挥,有人物、故事;其三有演、有说、有唱、有奏。

戏剧的产生,是从民间歌舞转化而来的。中原本也是歌舞之乡,《诗经》等史籍中就留下了很多确切的记载。但是在封建礼教逐步确定的过程中,歌舞或是成了祭祀的程序,步入庙堂之尊,远离了现实生活;或是成了皇室及其达官贵人与骚客雅士的奢侈品,远离了庶民百性。源于生活、发生内心的民间歌舞,在秦、汉时期即远少了《诗经》中的蓬勃、激动的生命气息。


而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碧野连天的大草原也就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

三国时期,鲜卑人“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三国志》卷30)。北魏时期,驻牧于敕勒川的五部高车(即敕勒)人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魏书》卷130)。把祭天举办成举族欢聚的盛大节日,赛马、饮宴、歌舞,成为现代那达慕的先声。

北魏一朝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备的雅乐——庙堂之乐。但是历代君主对歌舞百戏之于娱乐,却是始终热情积极,歌舞、百戏、杂技成为宴廷宴会的必要内容。公元403年,北魏道武帝颁发诏书,令太乐、总章、鼓吹等机构陈设各类杂技,在朝廷举行宴会时表演。乃至于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忧心忡忡地指责:“今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仪式。又俳优献艺,污辱视听。”(《魏书》卷48)然而始究无济于事。迨至西魏,仍是“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周书》卷35)在北朝民间,不仅迎婚送嫁之时“多举音乐”(《周书》卷35),就是送丧安葬之时,也是“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魏书》卷48)流风传习所致,北朝时期,后赵的参军戏、北齐的代面、拨头、踏摇娘等在民间兴起。
唐王朝衰落之时,北方的草原民族又一次活跃起来。出身于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戏剧受好者,常与俳优一道演戏,乐此不疲。虽贵为天子,登基之后“犹袭故态,身与俳优。”(《旧五代史》卷32注引《清异录》)这位李皇帝还颇具幽默感,是位寓教于乐的小品高手——他的妻子刘氏出身贫寒,富贵之后不认亲生父亲,这位“好俳优”的庄宗皇帝颇是有些可爱,竟然于宫中闲暇之日,背起书匣、药箱子,让儿子李继笈跟随,假装以打卦卖药为生的刘父,来到刘氏的卧室,自称是刘老爹来找闺女,今刘氏大为惭愧(《旧五代史》卷48引《北梦琐言》)。

唐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包含乐、歌、舞、演、白、弄的“戏弄”也在唐代出现。其内容大多是讽刺性的笑剧和配合音乐的舞剧,以宫廷演出为主,民间也有流行。了宋代,歌剧进一步形成,并与笑剧、舞剧结合,可以演出复杂的故事情节。

辽、金、蒙元时期,为元杂剧的产生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

有辽一代,散乐、杂剧、杂戏大行其道,史称:“辽之伶官当时固多”,举凡皇帝寿诞、国使迎宾,都要在酒宴之间“食入,杂剧进”(《辽史》卷54《乐志》)。1974年,在河北省宣化市下里八村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中,东壁绘有散乐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戏班演出情状——这是一组12人组成的完整的表演队伍,包括伴奏者和舞蹈者,“皆戴幞头,着长袍,高腰靴。”使用的乐器有篥、笙、腰鼓、大鼓、拍板、琵琶、横笛、排箫等(参看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8期),至金代,以诸多宫调、曲子连缀而成,演绎完整故事的诸宫调发展起来。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用散文,唱词用唐宋词、大曲、俗曲,组成套数,用若干宫调的套曲说唱一个故事,为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戏曲艺术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从金章宗时民间艺术家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仍可窥见当时诸宫调广泛流传的盛况。

同时,金代杂剧、院本也广泛流行。宫廷宴乐之中,均有杂剧助兴。杂剧以歌舞演唱为主,院本为行院(戏院)演出的底本,元杂剧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20世纪50年代末,在山西省候马市出土了金大安二年(1210年)董娃墓,其墓室后壁上端砖砌一座戏台,有5个砖雕演员作表演状。此后,在河南省温县前东南王村发现了5人平面浅浮雕杂剧人物画像,在沁阳市紫棱镇宋寨村北发现了金泰和2年(1202年)的5人杂剧砖雕,市郊区王庄发现了金大定承安四年(1199年)的线刻11人散乐图,在修武县史平陵村出土了金代石棺线刻“小石调”的《嘉庆乐》杂剧图,修武县郇封乡大位村发现了金代砖雕5人杂剧图。“除一件手执柄鼓演奏外,其余四件扮演‘副净’、‘副末’,这种以滑稽念唱为特点的表演正是金院本的演出特色。”(见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修武县文物管理所:《河南修武大位金代杂剧砖雕墓》,《文物》1995年第2期)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金代“院本名目”分目为11类,其子目共有690种之多,大致留传到元代,开元曲杂剧昌盛之先河。

有元一代,贸易和手工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并形成了以草原贸易为特色的经济中心元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南北贸易的枢纽元大都(今北京市)、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杭州、泉州等大都会。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商人、店主、商贩、伙计、工匠、手艺人以及一般城市居民等等。市民阶层不仅是城市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需求主体和最活跃的部分。随着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道统受到相当的冲击,激发了崇尚自由的市民精神;元代实施的各族等级制度,使汉族(尤其是南方的汉族)倍感压抑;特别是大量失意的儒生,即绝了仕途之望,又无市贾长技之能,于是不少人转入书会,与演艺人合作,创作杂剧,将元杂剧的演出和创作推进到新的的阶段。

由于元杂剧来自民间,适应了市民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因而具有贴近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内容充实丰富、表现生动活泼的特点。元杂剧继承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民间文学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无论内容的丰富和艺术表演形式的生动,都是以往的民间文学难以比拟的。在内容方面,元杂剧和广大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体现了市民精神及其价值观、道德观,其间有斗争、有愤怒、有控诉,也有讽喻、有希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表现形式方面,在保存、发展了宋、辽、金都市经济所产生的市民文艺的基础上,将说话、歌曲、傀儡戏等有机结合,综合了宾、白、歌唱、表演等不同艺术手段的元杂剧,具有更动人和更有力的表现方式,更能够吸引群众并为群众所接受。

据史料记载,元杂剧剧目有600多种,传存至今的仍有130余种,元杂剧作家有100多人,形成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的兴起可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戏剧相媲美,而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等一批大师,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彪炳千秋的名剧。

元代著名的蒙古族散曲作家,有不忽木、阿鲁威、童童、孛罗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并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当时流传颇广。

元代最著名的蒙古族杂剧作家是杨景贤,共著有作品18种,在当时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其作品题材广泛,同情下层人民,歌颂纯真的爱情,鞭挞黑暗的社会现实,崇敬英雄豪杰。杨景贤的《西游记》共六本二十四折,是元杂剧中篇幅最长的,充满了神话色彩,内容极为丰富,并为200年后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八、满天星斗汇银河——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畜牧技术

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至今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是,有些畜产品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啤酒原产于古埃及、果酒以欧洲为代表,奶酒则是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产地。更为普遍的,则是以牛奶制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黄奶油、酸奶油、黄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装、靴鞋、毡房、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为原料,其加工技术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剥皮的时候,要精心细致,避免破坏皮张,加工的时候要用木棰敲打,轻度发酵,认真刮削,反复揉磨。加工好的皮张,可以制服装、帽子、靴鞋、被褥、帐篷、铺垫等,还可以制作甲胄、箭囊、革囊、马鞍、缰绳、肚带等。牲畜的筋经过加工处理,可以捻成筋线,缝制服装、用品,用筋线制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弹力强而被人们称之为“良弓”。草原地区野生动物较多,其皮毛极为珍贵,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更为讲究。羊毛在草原地区用途极广,以制毡、制绳为主。制毛毡的技术性很强,需将洗净的羊毛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粘着物,浸湿、加温、长时间的反复挤、压、擀、卷,使之成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状,再用来制作毡毯、毡靴、毡袜、毡帐等。

(三)交通技术

蒙古草原是马的故乡。蒙古马是与野马血缘最近的品种。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是最早的马的主人,也是骑马技术最早的发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称之为“马背民族”。马具有灵活、快速、耐力强等优点,可以骑,可以驮物,可以拉车,以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大大减少了人步行负重的劳累,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而且大大扩展了人的行动范围。在人类发明汽车、火车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马匹始终是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区和沙漠地区,则是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并称之为“沙漠之舟”。

为了适应草原地区地域广阔、迁徙范围大的特点,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制作车辆的技术。这种车辆轱辘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软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时,敕勒人因乘这种轱辘高大的车辆而被称为“高车族”。蒙古族习惯用的勒勒车,也具有这种特点。车辆的制造,需要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制造车辕、轴、轮等,需要坚硬又具有较好弹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适当的比例结构制做。针对平原地区、沙漠地区、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车辆的大小、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草原地区河流众多,不少河流河道游移,不适宜建固定的桥梁。草原民族发明了“束薪为桴”以渡水的办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这种办法渡河。成吉思汗与王罕、札木合联军讨伐蔑尔乞部时,则是用猪鬃草捆成筏子渡过了勤勒豁河。同时,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的架桥技术。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术,不仅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元朝建立了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交通建设与管理上,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建筑技术

草原民族被称为“毡帐之民”,是因为草原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实践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术。现在牧区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这一技术的结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就需要住所必须搭建方便、易于搬迁;同时,草原地区冬季多暴风雪,春季多大风沙,又要求住所既轻便、又稳固;夏季气候炎热,还要求通风方便。蒙古包具备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辆勒勒车载运或用二、三峰骆驼驮运即可。蒙古包是圆形的,呈流线形,而且其架木结构十分合理,既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又能够有效分担压力,抗风力强,搭建稳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级大风中岿然不动。总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筑艺术的结晶。

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草原后,逐渐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黄教召庙,这些召庙大都兼具汉、藏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著名召庙,仍可感受到这类建筑的独特魅力。

(五)医学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元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设立了太医院,并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持、提倡不同医学体系的交流,不仅草原医药与汉医药、藏医药广泛交流,还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回回药物”,翻译刊印了《回回药方》,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为之治愈。因此,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藏医药广泛流传,召庙均设有医学部,传授藏医、藏药,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并翻译、编写了不少的医学著作。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草原,对蒙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蒙医将传统的蒙医实践与藏医学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编印了不少蒙医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针炙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汉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纲目》、《牛马经》等也翻译成蒙文。因此,蒙医学成为在草原民族传统治疗方法基础上,吸收汉医学、藏医学、回回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发展而成的系统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历法与天文学

季节变换对草原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关系极大,草原民族也根据岁时变换的特点,总结出对气候变化的判断,“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4页)。在历史上,蒙古人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和干支纪年,后又袭用金朝的大明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经元世祖忽必烈下诏,颁行全国各地。《授时历》将回归年长度确定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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