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201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凤凰读书2018-12-05 14:58:34

201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颁奖词
for her polyphonic writings,
a monument to suffering and courage in our time
她的复调写作,成为我们时代里苦难与勇气的一座纪念碑
北京时间10月8日19:00,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萨拉.邓尼斯(Sara Danius)宣布,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授奖辞为:"for her polyphonic writings, a monument to suffering and courage in our time(她的复调写作,成为我们时代里苦难与勇气的一座纪念碑。"

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她曾多次获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代表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等。



作品试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中信出版社

2014-6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说:“帮我买苹果汁。”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能撑多久?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



《锌皮娃娃兵》

九州出版社

2014-8

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杜什曼:苏联军人对阿富汗武装人员的称呼。


],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


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


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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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niaasai)

责编:糖糖(languicao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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